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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渚文化最早发现者与瑞安有这层关系

www.66ruian.com2019年07月09日来源:字体:

  7月6日,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。在良渚文化挖掘进展的历史上,施昕更是一位关键人物,他是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者。虽然施昕更是地道的良渚人,但和瑞安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他曾在瑞安工作,在瑞安度过最后的时光,并病逝于瑞安、埋葬在瑞安。他的生涯灿烂而短暂,离世时仅28岁。至今,他的坟墓还在瑞安市区西山上的某一处。

  近30年来,施昕更的孙子、良渚遗址管理所副所长施时英多次往返杭州瑞安,他说:“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爷爷的坟墓找到,迁回良渚。”

《良渚报告》

《良渚报告》卷首语

施时英和何光明接受央视采访

施昕更在瑞安拍的照片

  战火纷飞中结缘瑞安

  完成最终的报告

  1936年至1937年,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工作的施昕更,在良渚总共进行3次发掘后,确认了良渚一带遗存着古老文化。他写下6万余字的《良渚——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良渚报告》),详细介绍当时田野考古发掘的经过以及收获。

  正当这份报告进入印刷流程时,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印刷工作被迫中止。1937年12月24日,杭州沦陷,施昕更携带报告原稿,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。

  1938年3月,施昕更投笔从戎,在时任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的推荐下,来到瑞安,担任瑞安抗日自卫会秘书,参加抗日宣传。

  战火纷飞中,报告原稿部分内容丢失。到了瑞安后,施昕更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补充、撰写、整理。1938年8月,《良渚报告》印刷出版。这是关于良渚文化第一部科学的考古报告,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。

  在《良渚报告》卷首语的末尾处,可以看到作者特意标明“昕更志于瑞安”,说明该报告的最终完成地点是在瑞安。

  在卷首语中,施昕更也提到报告诞生的不易及他对学术的坚持:“这份报告,跟随作者同样的命运,经历了许多困苦的历程……不过科学工作人员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,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

  后人多次来瑞

  寻找“消失”的坟墓

  遗憾的是,到瑞安不久,施昕更患猩红热并发腹膜炎,曾赴永嘉(现温州)就医,途中遇到敌机轰炸,身受颠簸,致使病况越发加重。据资料记载,1939年5月29日,施昕更病逝在瑞安县立医院,葬于瑞安县西山,年仅28岁。

  在良渚老家,施昕更留有妻子及3个儿子忆良、建良、建安。那年,施忆良还只有8岁。施时英回忆说,1942年,奶奶也去世了。因此,父亲施忆良对于爷爷的记忆很少,只能通过家长的只言片语里了解他的事迹。

  “我小的时候,父亲跟我说:‘爷爷在瑞安,等你长大了我们骑自行车去找他。’”这句话一直印在施时英的脑海里。只不过,年幼的他根本无法了解父亲当时说这话时内心所隐藏的悲痛。

  “把爷爷找回来”这件事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,施时英才付诸行动。1997年夏天,施时英来到瑞安市区西山,发现山上有很多房子,然而他从山的南面找到北面,从西面寻到东面,翻遍整座山也寻不见爷爷的坟墓。

  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去找?”回到家中的施时英埋怨父亲,却见父亲默默流泪。其实,他何尝不知道,父亲的内心一直装着这件事,只是诸多的现实问题阻碍了他的行动。此后,施时英尝试着联系我市多个部门,多次来到瑞安西山寻找坟墓,均无结果。

  市博物馆馆长陈钦益曾先后两次陪同施时英去西山寻墓。施时英的坚持,令他十分感动。他猜测,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西山一带频繁建房,一些坟墓被破坏,这可能是寻找无果的原因之一。

  施时英最近一次来我市是今年6月25日,这次是玉海文化研究会会长何光明带他去寻找坟墓。作为文史爱好者、且日常有记笔记的习惯,何光明早年的笔记给了这次寻找坟墓一个重要线索。何光明介绍,上世纪70年代,他的老邻居吴老伯曾在清卫部门工作,当时清卫工人自发组织一起在西山建房(现教育仪器厂旁的山上)。某天,他们在院子里聊天时,吴老伯说起过,建房旁有一座坟墓,上面写着施姓。这段往事被何光明记录了下来。

  虽然只是确定了一个大概位置,在范围内也没有发现具体的“证据”,但施时英已经非常开心了。这段跨越三代人、80年的牵挂,终于有了一个“着陆点”。

  “我父亲今年88岁了,我想等天气转凉些,自己开车带他来瑞安看一看,了却老人的心愿。”施时英说,当他把找到坟墓大致位置的消息告诉父亲时,老人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。

  一张黑白大头照

  成了永久的思念

  在施时英的家中,保存着一张珍贵的黑白大头照。照片上的年轻人正是施昕更,戴着眼镜,斯文儒雅,英姿勃勃。照片的LOGO显示为“瑞安快活照相”,说明施昕更是在瑞安时所拍摄。照片的背后,用浓墨写着“国仪兄惠存弟施昕更赠”。而其边角处,还有一行钢笔字:“廿八年(即1939年)五月廿九日去世于瑞安”,这是后来施忆良所写的。

  钟国仪也是西湖博物馆的员工,施昕更的同事。1938年,施昕更在瑞安重新完成报告后,钟国仪受董聿茂所托,来到瑞安取走施昕更的手稿,又冒着生命危险乘坐轮船到上海,将报告交给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。同时,委托寓居在上海的学者卫聚贤帮助校对。卫聚贤作了《校后记》,充分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。

  上世纪50年代初,钟国仪找到同样在博物馆工作的施忆良,给了他这张照片,说:“我现在该将照片‘物归原主’了。你父亲走了,你们比我更需要它。”

  如果说,《良渚报告》是施昕更留给人类的精神遗产,那么,这张照片成了施昕更留给子孙的最大想念。

  “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传统,我们一直希望爷爷的坟墓有一天能够迁回家乡良渚。”在电话里,施时英表达心中的愿望,也是他父亲的愿望。但他特意说,不管愿望能不能实现,他都十分感谢这些年一直帮助他寻找坟墓的人。瑞安的人情温暖,些许填补了施家人内心的遗憾。(记者蔡玲玲)

  相关链接

  施昕更,1912年农历六月出生在杭州良渚,1929年入职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。1936年,担任西湖博物馆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的施昕更,在良渚附近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,察觉到其重要性。随后,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,他开始对良渚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发掘。1936年至1937年,施昕更在良渚总共进行3次发掘,获得大量的石器、陶片等实物资料,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古老文化的遗存。

  数十年来,经过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继续发掘和研究,这一最早由施昕更发现的“遗址文化”,于1959年12月被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本月6日,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,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(编辑:贾洁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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